我在“群工部”的二三事

在彭鸣皋、邓苏金、谢恩桂、高建柏等历任群工部主任的领导下,《邵阳日报》群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1987年8月,一封来自邵阳县中和乡的群众来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信中反映当地农民所种晚稻不分蘖早穗,将导致绝收。我立即向彭鸣皋主任汇报。彭主任召集部里同志分析研究,指示我马上去现场调查。连续一个星期,我以中和乡为重点,走访农户、察看稻田,发现情况十分严重。其中,五峰铺区晚稻失收面积竟有五千多亩。看着一位农妇在乡政府门前嚎啕大哭,我心里沉甸甸的。接着,我走访了农技和种子部门。他们认定,中和乡等地的水稻失收,是由于晚稻种子含杂率高,以及用常规早稻种充当杂交晚稻种等原因造成的。

采访结束后,我在邵阳县县城连夜写了一份材料,第二天到县政府反映。回报社后,我将情况向彭鸣皋主任及陈伯寿总编辑进行了汇报。陈总很气愤,一把掌拍在桌子上。次日,我采写的稿件见报。几天后,见反响不大,陈总编辑说,把你的材料整理成系列报道。我整理好的材料,在报上陆续刊发了四天。

 9月上旬,市种子公司负责人和我联系,告诉我市委副书记丁耀传达了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及副部长陈耀邦的批示及省政府的指示,并出示了二位部长批示的打印稿。几天后,政府部门展开行动,整顿种子市场,抓捕了四名贩卖假种子的嫌疑人,并处理了三名国家工作人员。之后,全国范围整顿种子市场的行动大规模展开。随后种子市场的经营权收归国管,彻底取缔了私营种子市场。

1986年1月下旬,已是农历年末。那天,我采访路过红旗路,发现路上连续走过几队迎亲队伍,都是由豪华轿车组成。有行人指责,说都是揩国家的油摆威风。我即掏出采访本,把那些车的车牌号记了下来。回到报社后,我向彭鸣皋主任进行了汇报。彭主任说,你和刘牧樵再去蹲几天,把车牌都抄下来,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之后,我和刘牧樵同志连续在街边蹲守几天寻找线索。稿件见报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不久,纪检部门主动联系报社,要报社对查处的案例进行跟踪报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煤是市民的主要生活燃料。可市区的煤炭按指标供应,而且购煤的过程也很复杂,有时可能好几天煤店无煤。来煤的时候,大都被一些人霸占,老百姓都称他们为“煤贩子”。

 1987年11月,我与谢恩桂一起暗访了市区内的几家煤店,随后写了一篇通讯《煤球啊磨人的球》,不想引起了群众巨大的反响。市领导还拿着当期报纸在大会上读。之后,市里进行了市场整顿,并推动了邵东煤气东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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